艺术远离了生活，这才是真实的困境 | 社会科学报

点击上方“社会科学报”关注我们哦！

文化研究

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模仿了拉康的一个概念“想象界的大爆发”——中国的导演、艺术家、作家想象人的日常生活的能力在退化，只能把人的日常生活想象成神的生活。我随便打开电视机，2017年曾有一部电视剧《好先生》，里面男主角给他女朋友打电话，是用卫星电话在私人飞机上打。今年，我看到电影《21克拉》，其中一段台词，男：你怎么样才能嫁给我？女：你得给我买21克拉的钻戒。男：那我拿命也买不起啊!女：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要21克拉？人死了，身体会变轻，比活着要轻21克，这是灵魂的重量。所以你一定要买我的灵魂。

原文 ：《寓言论批评：寻找新的编码方式》

作者 |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周志强

图片 | 网络

想象界的大爆发离开我们的现实生活似乎越来越远，于是一个问题就浮出水面：当今的艺术，尤其是大众文化，跟我们实际的生活、现实的人生还有关系吗？如果它们不表达我们的真实生活，那它们表达什么？从中我们还能够读解出一些值得咀嚼和思考的东西吗？

第四种关系：选择性亲和

在柏拉图时代，他认为艺术作品是个因果关系；这个问题到了阿尔都塞和马克思手里，他们认为艺术作品是结构性关系；后现代主义可能更多地会以为，艺术作品内部的符号之间永远不会交织在一起，不会联合在一起表意，是一种永远没有关系的关系，所以它们可以拼贴到一起。可是我坚定不移地相信，事物还有第四种关系。我选择了马克斯·韦伯的一个词“选择性亲和”，即你们既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结构性关系，也没有没有关系，可是你们碰巧碰上，这是选择性的过程，你们会产生一种亲和关系，谁也不是因，谁也不是果，既不会在特定的结构里面，永远不属于特定的位置，也不会因为这个碰撞之后就再也不发生改变，这就叫选择性亲和。

这是马克斯·韦伯在研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时候提出的一个有趣概念，他认为，新教伦理只是和资本主义碰巧碰到一起，才产生了欧洲的这种资本主义。假如这一点猜测成立，我们发现对很多事物的理解，可能过多地陷入了一种我们想象的、亲缘特别近的关系，或者更愿意着眼于因果关系、结构关系来看一个艺术作品，甚至于我们选择作品内部的各个因素之间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几乎很少想到这个作品对于现实的表达，可能就是一个选择性亲和，是一个爆发的碰撞，带着这个作品独一无二的那样一个经历，那样一个现场的东西。

当今文化给我们提供了隐秘的快乐

当今文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隐秘的快乐，一个非常吊诡的带有死亡冲动和个人释放的双重快感的快乐。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一种艺术现象：现在的艺术越来越难看，比如电影越拍越烂，小说越写越长，电视剧越拍越没意思，可是我们越看越喜欢，就是在这毫无意义、无法表意的艺术世界里到底实现了什么样的隐秘欲望？这才是我们想要表达、想要寻觅的，这是传统的艺术理论找不到的。

寓言论批评就是不再相信艺术作品和生活之间直接的关联，它要找到新的编码方式，找到重新编码的艺术文本当中的这些符码，同时认为，这种编码的想象方式依然被一个更加深层的历史原因所决定。而且他们相信，经过这一特殊的文本游戏，一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文化情感，或者非常有趣的文化心理得到了满足，并且得以消费。但是文化批评的目的并不是要把这一极端的艺术形态解释为合理化的，寓言论批评的目的在于重构文本和历史之间的关联。

现在我们来给大家举一个好玩的例子——电视剧《欢乐颂》。我们很容易找到《欢乐颂》跟历史之间一种巧妙的勾连，如果没有中国长达40年的改革开放，没有社会经济生活缓步而稳定的提升，就没有《欢乐颂》里面的欢乐。就像从15世纪到18世纪，如果没有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就不会有《鲁滨逊漂流记》那种单纯的自信，是英国从15到18世纪300年的上升养出了笛福的自信。同样《老友记》（Friends）是美国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长达30年行之有效，给美国带来了富足繁荣和强大的症候。如果美国没有30年的长效发展，怎么会突然滋生那种单纯的快乐，那种透明的幽默，那种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一笑置之的东西？可是今天美国拍不出来了，今年春节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我发现美国人的中产阶级怨恨的情绪明显增加。这种潜在的心理暗流使我相信再也不会出现中产阶级的friends那种透明的快乐！

《欢乐颂》第一个建立起了单纯的快乐。所谓欢乐，就是红酒加气球，里面所有的欢乐场景都是同质化的。但是《欢乐颂》里面的悲伤格外不同。第一，《欢乐颂》偶尔流出来的悲伤，它的叙事总时长超过了其欢乐叙事的总时长。第二，出现频率超过了欢乐的出现频率，基本上每集里面出现一个欢乐的场景都伴随着数个悲伤的场景。第三，《欢乐颂》里面每次的悲伤格外富有个性，独一无二。尤其是樊胜美，她是这部作品当中真正的核心，代表其全部的文化政治逻辑，即如果你不学会像富人一样自我管理，你将什么都做不到，永远不会成功。在这部电视剧里面，凡是富人，哪怕包括曲筱绡，那么疯狂的一个人，但是只要跟赚钱有关的时候，她就变得理性而富有秩序。而樊胜美的故事又告诉我们，如果你为他人负责，你就会不幸福。把自己管好有两个含义：一是像富人一样的理性，懂得规则；二是不要管别人，别人都是附带，为你自己的幸福买单。《欢乐颂》跟《小时代》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经济、阶级的差别远远小于情感的差别，姐妹情深比阶级差别更重要。但是《欢乐颂》也像《小时代》一样，没有把这个故事缝合好，时代性在这里暴露了它创伤性的伤口，樊胜美的哭泣暴露出了这个作品隐藏着的意义。

假如相信《欢乐颂》的悲伤是选择性亲和关系时，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个作品的编码因素背后有一个决定性的力量：他没有能力变成一个单纯快乐的东西，就像也不允许它变成一个单纯悲剧的东西。今天我们的艺术最大的缺点就是我们在某一种单纯的情感表达上永远不彻底。即使把情感变成故事，我们在故事里面再也看不到情感。于是，作品的欢乐和悲伤，我们就和历史勾连起来，只不过这个勾连的过程稍微复杂一点。在《欢乐颂》里面需要自我幻想，这成为作品编码的一个幽深的历史动力。这是一个双重的欲望陷阱，它既暴露我们的困境，同时更暴露出我们不承认的一种趋势和愿望。于是，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几乎带进了好多作品本身不应该带来的东西，比如我们完全把40年扔进去了。这使我们想起了詹姆逊著名的论断：最伟大的辩证法的震撼力就是把原本没有关系的事物并置在一起，辩证法就干这个事，辩证法说的是，只要你是一个真正地爱你的爱人的人，你永远爱不到你所爱的人。

什么才是我们真实的困境？

当前文学和艺术批评中的行动与思想批判到了分水岭的时候。文化研究分成两派，一派在理论上坚持一切政治斗争最终都是文化斗争的学术政治理念，就是批判理论理念；一派主张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否则一切都来不及。我用齐泽克的一个概念来描述即紧急行动的幻觉。紧急行动的幻觉会让人产生很强烈的价值感，但是它会掩盖你对历史结构性困境问题的思考。同样批判理论可能更多地认为只要行动往往就会把结构性的历史问题变成政策性的社会问题。行动者会把历史性的问题搁到一边，然后把所有文化研究面对的问题变成可以用政策调整来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斗争和革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不能用革命来取代斗争。所以批判理论的要求是把政治领域当中的斗争最终都变成文化斗争，因为意识形态具有安抚性。

重讲寓言论批评的目的意在重构文化批评的一个使命，即在艺术文化的批评当中真正把历史的结构性困境表达出来。因为艺术作品本身并不表达这个困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过著名的一句话：他们在做，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寓言论批评对于文化批评来说，更多的是研究未知的已知，它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我每天活得快快乐乐，什么也知道，但是我们到底为什么决定的？不知道。未知的已知，恐怕也是我们面对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很重要的一个层面。

寓言论批评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才是我们真实的困境？当我们认为作品真正表达了我们的结构性历史困境，寓言论批评又应该如何做，才能把一个原本没有表达这个历史困境的东西，让它具备了对历史困境的表达？

现代社会和马克思所讲的一个资本危机的内在结构是紧密相关的。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恰恰因为这个世界的苍白是来自于物和物对人和人的关系的主导性，所以物就变得那么美丽、灿烂而富于光环，因此，商品拜物教恰恰是因为有危机而成为危机说服自己不是危机的一种外在征兆。我换一个简单的说法，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一片繁荣的背后隐含着危机，所以这个危机就产生一种自我说服的能力，即我不是危机。因此，危机具有双重性，去危机化成为危机的一个层面。单纯的危机恰恰不可怕，因为单纯的危机咣一下子就出来了。电影《你的名字》中彗星咣一下撞地球，这是危机吗？不是，因为它是纯粹的截断。危机不在于它发生了，而在于它发生了却同时也变幻出了假装没有发生的一个系统。商品拜物教就是一个既是危机本身的症候，又是假装危机不存在的一种征兆。因此，商品拜物教具有双重功能，既体现危机，又掩盖危机。它要把现实和幻象的关系颠倒过来，把我们的实际生活变成完全虚假的东西，而把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的困境全部驱赶到幻觉里面去。

同理，什么是大众文化？它是被现实生活的商品拜物教驱赶到想象界里面的那一套象征性的符号体系，于是我们找到一种新的解读大众化的角度。大众文化并不是什么虚假愿望的满足，不仅仅是文化工业对于需要的一种控制，也不是单纯的无个性化的一种民主性表达，更不是对人类艺术的一次大解放。在这里，除非我把现实变得像梦一样虚假，否则我们将不能够沉淀沉积在现实的巨大困境。反过来，现实压抑了我们接触真实的结构性困境的念头，这些念头都被驱赶到幻想界、想象界里面去，被驱赶到大众文化里面去，所以大众文化才那么灿烂，才会出现一些极烂的电影，但是却依然让你沉浸、让你喜欢看。现实当中其实已经包含了商品拜物教的虚假假设。当我们把购买苹果手机当成是成功者的幻觉来构造我们的现实时，就发现大众文化里面其实已经沉淀着真正的被压抑的现实欲望。就像拉康讲得很有趣的一个梦，在梦里才能真正地接触到现实。

因此，寓言就是一种独特的诊断法，在看起来已经自成体系的当代艺术文化文本的一侧，我们重构一个文本。首先要把我们的生活本身看成寓言，比如，我们买衣服，当手指摸着衣服的面料，那个瞬间指尖的感觉告诉我，它特别适合，现实是为了让你的手指间产生这样一个真实的感受，有无数广告在背后起作用，更多的明星访谈以及你的同龄同角色的别人的穿着，都在大量影响着你内心瞬间的现实感。所以我们的肉身经验，我们的体验，我们的感受越来越出了问题，我们生活在寓言里面。寓言，就是其本身的语言材料不能够解释它本身，其内容完全溢出了它的编码系统。这就像狐狸想吃篱笆里面的葡萄，可是它太胖，钻不进去，于是就把自己饿瘦了，钻进去吃了葡萄，结果又长胖了，它发现自己出不来了，只好再把自己饿瘦从而钻出来。出来之后它又想：我吃这个葡萄干嘛呀，什么意义也没有。寓言就是内容，是它的符号系统解释不了的。现实是什么？商品拜物教是物的这套符号体系解释不了我们的生活本身。更有意思的是，艺术尤其是当代的大众的文化电影艺术，更是这样的寓言，它表达的并不是它自己，换句话说，它完全可以充分地相信它表达的是自己，就像我们会相信，有一天我们也会拿出卫星电话，在私人飞机上给自己的女朋友打电话一样，但是那是我们想象界的大爆发，那一刻永远不会到来。就算到来，飞机也会掉下来。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4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相关文章

社会科学报

做优质的思想产品

官网

http://www.shekebao.com.cn/